“明嘉启元年，新帝登基。
整个权力交替的过程十分顺利，可帝国朝堂的局势却没有因此迅速恢复平稳，反而愈发风云诡谲。
彼时新东林党魁首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同时被任命为辅政大臣。
在武帝时期如履薄冰的新东林党终于掌握了足够的话语权，有了跟司礼监掰手腕的资本。
两边刚刚拉开架势，摆好车马，争斗的契机便适时出现。
引爆一切的导火索便是当年隆武帝力排众议推行的罪民区国策——攫四方水土，养神州底蕴。
这项国策之严苛，光是一个‘攫’字便能管中窥豹。
沉重的赋税压力让罪民区内民怨沸腾，大明吏制对于罪民的封锁更是让不少野心勃勃的人物心怀不满。
因此在隆武帝薨逝之后，东瀛、安南、苏禄、暹罗、满刺加、占卑等多个罪民区便开始蠢蠢欲动。
联名上书要求开放帝国和罪民区之间的边境壁垒，将罪民区改制为行省，互通有无，往来自由。
甚至提出取消罪民称呼，给予罪民和帝国平民同等的待遇，广开科举，允许夷人进入仕途。